田汉：人格的独特魅力

田汉先生生于1898年3月12日，今天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日。

田汉是一位才华横溢、勤奋多产、心地单纯、热情澎湃的杰出的戏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话剧63部、戏曲27部、歌剧2部、电影12部，歌词、诗作两千多首，文章700多篇，共计1000多万字。这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每一个中国人，又都是高唱着他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宣誓对祖国的忠诚的。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田汉这样一位大戏剧家，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我认识先生的那年还是一个10岁的孩子。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城桂林，新中国剧社演出他的《秋声赋》，我在戏里演一个擦皮鞋的流浪儿，和一群小演员演唱他写的《擦皮鞋歌》。1944年春，我又参加了他领导的为呼唤抗日救亡而举办的“西南剧展”活动。我们演他的戏，读他的文章，听他的演讲，受到深刻的思想文化影响。解放后我又在他领导的剧协工作。1957年“反右”，我去劳改之前，他同我谈话，嘱咐我“努力改造，早日回来”，竟成为我同他最后一次接触。可以说，像我这一代戏剧工作者的成长，是和他戏剧作品的熏陶和艺术精神的感染分不开的。

我认为，在戏剧创作上和对现代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上，和田汉并驾齐驱、同样获得辉煌成就的戏剧家，还有欧阳予倩、洪深、夏衍、曹禺、老舍、阳翰笙等一批令人崇敬的大师和前辈；但是，从本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这40年中，作为中国戏剧运动公认的、具有崇高威望和深刻凝聚力的领导人，称得上最具感召力的戏剧精神领袖，却只有田汉一人。这是田汉的独特成就，也是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艺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在中国戏剧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田汉在戏剧界的威望和领袖地位，既不是由某个权力部门封给的，也不是由某个艺术流派鼓吹的，而是在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急剧变革的历史环境中，通过他的艰苦卓绝的戏剧实践自然地建立起来的。不仅是那些接受了新思想的进步的话剧工作者，就连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没有文化的戏曲艺人们，也都被吸引到田汉的身边，剧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田老大”，把他当成最知心和最可信赖的带头人。从1932年田汉秘密加入共产党以后，分散在旧中国广大地区的新旧戏剧工作者，便围绕着这位像一团火一样热情的戏剧实践家，逐渐聚集起来，组成了一个和时代潮流相结合的艺术队伍，在与旧势力的抗争中走向光明，直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什么只有田汉才能完成这个艰巨的历史性使命呢？他的伟力在哪里呢？我认为，除了他的才华和学识，他的艺术成就和勇往直前的实践精神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人格的独特魅力，只有这种人格力量，才能把千万个散漫的各有门户之见的新旧剧人凝聚起来。

没有第二个人能像田先生这样，倾注自己全部的情感，热烈而深挚地、几乎是无条件地爱着不论是大小剧种和大小剧团，爱着每一个有名或无名的大大小小的剧人。他一视同仁，把所有剧人都看成是自己的亲人。在他的心目中，“干戏”是最神圣的，谁要是鄙薄剧人，不关心剧人的疾苦，都会引起他的气愤。我至今还记得54年前“西南剧展”开幕的那天晚上，上千个戏剧工作者挤坐在桂林一个破旧的戏院里，先是欧阳先生报告“剧展”筹备经过，接着是官员讲话，田汉先生最后走到台前，只有他通篇讲的是“干戏的人”。他沉痛地掏出一份名单，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戏剧工作者；他激昂慷慨地颂扬戏剧工作者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贡献；他大声呼吁政府应爱护戏剧工作者，支持戏剧工作！他的讲话使众多在场的剧人流下热泪。1944年冬天，日寇疯狂进逼，湘桂撤退，我们逃离桂林，步行到贵阳。人流千里，露宿山野，饥寒交迫，当年的惨状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田汉到贵阳后，不分昼夜奔走呼号，为流亡剧人办了一个“文化人招待所”，亲自把一个个活着走到贵阳的疲惫不堪的剧人安置住下，还帮我们这些孩子向“救济处”领来了粥票。但我几次到他的住处，却见他和夫人安娥正愁着没有米煮饭，这就是田先生的为人！解放以后，他虽然身居要职，仍一如既往，经常看望各地的老朋友，关怀艺人们的困苦。50年代，他重回长沙、桂林时看到不少老艺人生活穷苦，疾病缠身，行头破旧；到上海时又听到一些演员诉说艺术得不到发展，他的心情沉重，挥笔写下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篇著名文章。1957年豫剧名旦陈素贞被戴上右派帽子，到北京找田汉求助，田汉夫妇热情地腾出自己的房间留她住下，要她在院子里每天练功吊嗓，不要丢掉了功夫。后来，陈素贞平反以后，才得知田汉早已惨死在“四人帮”的囚禁中，死亡证上写的名字叫“李伍”，她悲痛欲绝，以后只要提到田老，便泣不成声，足见田老和艺人的深挚情谊。

没有第二个大文人像田汉这样，无论在什么处境中，都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纯真的心和艺术家宽厚仁爱的胸怀。1952年初，批判电影《武训传》刚结束，他的京剧《金钵记》（后改名《白蛇传》）在北京演出，有一位远在浙江的青年写了一篇批评投寄《人民日报》，文章抽出戏里法海和许仙的一句对话，批评作者“没有划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界线”，是“替反动派说话”。文章发表后，戏剧界的专家们认为批评者幼稚可笑，为田老愤愤不平，唯独被批评的田汉却看出这是一个用功读书的青年，反倒很赏识他，把他调来剧协从事研究工作，这个青年就是后来颇有成就的戏曲评论家戴不凡。诗人屠岸也讲过他亲历的一件小事：1964年文化部组织对田汉的批判，青年屠岸接受了组织交给的批判任务，他很下了一番功夫，查资料找论据，在会上宣读批判稿。当年的批判显然是荒谬而粗暴的，田老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欣赏他的广征博引，笑着对屠岸说了一句：“孺子可教也。”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后来对这样一位宽厚大度的艺术家的最终批判，竟是对他的生命的彻底摧毁。